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马来西亚综合新闻网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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日志

 
 

为何华人要参政、当公仆?  

2007-12-09 20:43:16|  分类: 网上评论 |  标签: |举报 |字号 订阅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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评论来源:  星洲广场 2007/12/10
原址: http://www.sinchew-i.com/commentary/index.phtml?sec=882

“好男不当兵,好铁不打钉”是中国人传统旧思想,而大马华人极少愿意当公务员,以致公共服务领域严重缺乏华裔公仆,是否因为遗传了祖先的特性?

对于这种民族性的说法,香港公共知识分子梁文道大举反对牌:“我对任何与民族性相关的概括说法感到怀疑和厌倦,我并不相信这一套理论。”

中国人的传统并非不参政的。清朝以前,政治分子或士大夫地位在农、工、商之上。当时士大夫参与政治是必然的,没有一个知识分子不关心政治。他说,“无法参与政治的知识分子,只能留在乡野读书,但他们往往身在山野而心系庙堂。”

梁文道坦言,知识分子要介入社会的传统已经断掉了。现代的儒学正好反映这个说法,如大陆近几年兴起国学热,像于丹的儒学学说“其实表现出现代知识分子某个现象。现在的《论语》和孔子已私人化或属于个人修养的学说,教大家如何解决生活困境。简单来讲,它其实是另一种《心灵鸡汤》。”

他认为,儒学原本面貌并非那样的。“一个人除了修身、齐家,还要治国、平天下,这是不能割断的系列。”

海外华人不爱当公仆,梁文道宁愿相信那是与他们族群生活的特性有关。

移居海外的华人,过去跟中国人有非常密切经商的网络,包括亲属、家族、朋友,因此他们对政治、经济的问题抱持很大的弹性。“海外华人看来好像没办法融入当地政治,反过来看,其实以前他们离开中国时也没有对中国有很强烈的认同感。”


他说,海外华人就是这么一个群体,他们没有强烈的国家认同感,不论在什么国家也是一样。

梁文道观察了海外华人几百年的移民历史,发现他们的大民族主义只出现于抗战及辛亥革命时期,其他时期并没有强烈的民族主义运动出现。“过去我们都误以为他们倾向中国,其实那只是短暂的现象。”

海外华人对国家、政治的概念也比较飘逸。“华人喜欢经商,虽然商业对社会的建设很大,但经商的贡献有别于当兵,因为商人在情势不对时可以选择离开。”今年8月的缅甸僧侣示威,老百姓站出来游行、支持僧侣。“缅甸华人不少,可是你有注意到华人示威吗?没有。”他进一步叙述,当记者访问当地华人怎么看待整件事情时,他们回答说,“我们希望情势最好赶快恢复平静。没什么,我们只想好好做生意,不要搞那么多事情。”这就是华人在东南亚国家遇到政治情况最普遍的反应。


他认为这种态度可能带来问题。“不参与就是一种参与。以缅甸那样的情况,华人在一个不公平的经济、社会体制底下选择沉默,甚至希望局势平定。这等于站在政府那边了。”

他相信缅甸华人未必支持军政府,然而在当地百姓或改革派眼中,华人就是一群不关心政治的人,而且这种不关心看起来就等于与军政府同流合污,或与利益阶层相处得很好。

“因此我们可以理解为何二战后至今,在东南亚国家屡次发生的民主化运动,一旦是改革派或民主派上台之后,总会有一批华人会遭殃、会被驱逐。”

由此引申,非主流的华人要参政、当公仆,对提升本身族群的地位是否就会有帮助?


“普遍来讲,华人是否要当公务员,取决于他本身那个国家有无鲜明的种族色彩,或者华人在那种政治、种族光谱底下占的位置有多好。”他说,大马华人不是主流,而这里的政治、经济也有一套反映种族差别的政策,如新经济政策。

大马人普遍认为当公仆将面对许多不公平的竞争,能力再好,也比不上主流族群更有机会。他说,人们面对这个问题时会产生两种态度:第一,华人更应该大量渗入这个国家系统,以谋求日后或能改变它,争取更多权益;第二,放弃改变而走比较简单的路,向其他方向发展。“很明显的,人们会选择后者而非前面那条路。”他理性推断。

“于是华人公务员的种族比例就更低了。新加坡的情况不同,因为它本身是以华人为主的社会,因此这是族群的问题。”

他觉得华人在置身于弱势的多元社会下,必须提高公务员的种族比例。“因为公务员是国家一个重要的标志。”他说,美国和南非的黑人,曾经很积极的当公务员。


“当你不当公务员时,就会发现自己面对一个完全没有自己人的国家机器。你会直觉自己受压迫或不公平待遇。更惨的是,你会把任何政策上的问题变成种族问题。”一些国家政策未必有针对性,但因为是由主流族群掌控,而让非主流族群产生受压迫的幻觉。

此外,不当公务员而往其他方向发展,又会引起另外一个问题,而这问题早已出现了──种族与职业惯性问题。

“资深律师安排法官人选”司法短片案件反映了大马族群角色。“涉及丑闻的林甘律师是印度人,首席大法官敦阿末法鲁斯是马来人,而出钱的商人是华人,”他笑说,“这件案子一看就很有趣,3个角色都出来了!”

他印象中的大马,很早就出现这样的状况:印度人不是专业人士如医生、律师,就是生活最底层的劳工,华人就是有钱的商人,而马来人则是政府官员。这种情况至今依然如此。“这对将来不利。因为形成某种行业垄断之后,并无法持续很久,迟早会出问题,这在历史上常见发生。”

他又举例说,欧洲人的“反犹主义”原自20世纪初期纳粹主义的兴起,而纳粹主义是来自德国南部。德国南部人非常注重乡土,后来这些人构成纳粹党早期支持的力量,因此早期常出现的纳粹口号就是“土地”、“人民”,具有强烈的乡土意识和认同。

这跟反犹有何关系呢?就因为在他们心目中,犹太人和土地没有关系,犹太人从来不会落地在这个土地上。他们眼中的犹太人从不当农夫、公仆,都在大都市如柏林、维也纳担任专业人士、商人,不会真正进入他们的国家。“事实上不是那样的,当时还有很多生活在低层的犹太人,但就像今天的海外华人一样,大家只看到上层社会的人。”

他表示自己并非危言海外华人的处境危险,只是提醒他们要醒觉,吸取犹太人的教训。“当年犹太人受歧视,其中一个常常在大众文化被人批判的原因,就是他们和某些职业形成惯性关系。当时的犹太人不是当教授就是律师,或者医生、银行家。”


除了积极在政府机关任事,担任公务员外,华人也应该参与政治。梁文道认为,华人参政的概念可以分为两个层次,即参政是因为认同这个国家,或为了维护华人的权益。两者出发点不同,后者是一种“族基政治”,即以族群利益为基础的政治取向。

“以前的华人参政,是为了不想被歧视及争取更好的权益,但今天的情况已经不同了。大马华人其实可以和其他族群一起为国家共同的问题而介入政治。”梁文道说他在香港看到大马新闻“公正之行”时感到惊讶,认为那是跨族群的政治和诉求,才是华人应该要多关注的。

香港媒体誉为“文化百足”的梁文道,认为华人不参政也是现代社会的犬儒主义(Cynicism)所致。

“特别是年轻一代。不仅是大马,中国的年轻人也一样。他们对政治不感兴趣,只顾吃喝玩乐。”

他们的犬儒思想是怎么得来的呢?第一,以为政治与经济活动是分开的,经济是自主的领域。第二,认为政治都是肮脏的,知识分子圈子里有一种洁癖思想,认为文人不该卷入政治,因为政治是很肮脏的东西。“就像艺术家不该赚钱那样,最好是穷到快饿死的状态,才配称为真正的艺术家。”

一个赚钱的艺术家如同一个从政的知识分子,都是可疑的。梁文道认为这是现代人扭曲的偏见,“这种犬儒心态,其实是一种表面不参与政治,实际上却涉及政治的集体意识心态。”

他再以缅甸华人为例子,不关心政治的态度其实就是一种政治。每个人都离不开政治,因为结构上就会把每个态度放在政治上的某一个位置。

“你离不开政治,又改变不了它。这时候心里就会产生一种犬儒心态,让自己感觉远离政治。事实上你就像鸵鸟一样,把自己的头埋进沙漠里。”

因此他对华人不当公仆、不从政的看法是,“不关心社会、政治,是一种注定徒然的态度。你不关心社会,社会就会很关心你;你不关心政治,政治就会关心你。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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